淘宝宜家家居沙发图片及价格以及冷暖空调床垫批发

最近很多网友留言,想让我们拆宜家的沙发,应大家的请求,今天我们把它买回来了。

这款沙发算是宜家最畅销的一款了,型号:爱克托到手价1799元,购买自宜家官网。

网上对这款沙发的评论很多,有人说便宜舒服又时尚,售后服务有保障;也有人说气味大的熏死人,没用多久就会塌。

面对商家的高调宣传和不同用户的反应,普通消费者难免出现选择困难。那么到底这款沙发怎么样?今天大力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下。

沙发的包装挺沉的,但很规整。去掉包装,里面就是所有的部件了。

组装完后是这个样子,据说组装宜家沙发一般都需要30-50分钟,大力仅耗时15分钟完成,这手速如何?

沙发这个颜色,你有可能会感觉比较奇怪,是因为我们在买这个沙发时,沙发套和沙发是分开发货的,沙发套当时还在路上,现在是除去沙发套之后的一个样子。

体验

沙发的坐感很软,整体的包裹感还是挺强的。因为沙发坐垫和靠背垫填充比较饱满,二者中间的衔接处就会有些悬空。

沙发套是独立包装,清洗方便,坏了的话能重新更换,可以节省一部分费用。

关于面料,我们听到行业内人士的一个说法是,对于能拆洗的面料,成本上会增加,对于材质和工价都要提高一些。

 

三天后面料到货

 

淘宝宜家的面料,行业人士也强调还是比较不错的,面料缩水很少,面料缝合工艺跟其他产品也有很大区别。

其实,很多主流家居品牌也会效仿宜家的面料做工,但成本的增加和缝合工艺的不同也是这些厂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到货的这款,面料做工质感方面也是OK的,至于说颜色怎么样,就是各有各的审美了。

关于气味,不少网友反映气味太大,针对我们体验的这款,个人感觉倒是没什么特别大的气味,当然不能代表说别人买的也没有大的气味。

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屋里放了太多家居用品,现在本来气味混杂就比较重,所以说相当于把这个气味掩盖掉了,或者我们闻习惯了。

拆解

1、沙发腿

中间有个比较粗的螺丝,外面整个是比较厚、比较硬的塑料,厚度有五六毫米。

2、坐垫和靠背垫

内部填充是一层厚海绵,10公分左右,软硬适中,柔软度也还OK;海绵上面是一层丝绵,丝绵再往上是一个海绵包,里面装的是公仔棉,非常柔软,可以增加坐垫的一个舒适性。

靠背垫比较简单,内部填充的都是公仔棉。

3、扶手

扶手这部分也挺沉的,外面是一层海绵,海绵里面是丝绵,丝绵包裹的就是扶手的框架。

框架最外面是一层比较厚、比较硬的卡纸,它与外面的丝绵用胶粘连。

为什么要用卡纸?因为扶手造型比较圆润,如果裹上卡纸,外面再加海绵和布料,整个效果来看,就会非常圆润。当然用木头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还会更结实,但是成本也会直线上升。

在卡纸内测,是刨花板+胶合板结构,有几组,扶手的支撑也主要靠这个结构。

正常坐在扶手上,肯定没什么问题,承重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木质结构之间有空隙,如果你不小心拿硬物磕在镂空的部分,也可能出现一些小的凹陷。

4、靠背结构

整体做工以及小细节处理得不错,非常干净规整。靠背开合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在开合过程中会出现异响。

大梁用的是2公分的复合板;靠背与底座中间部分用金属做的支撑,应该比一般沙发那种木头的结构稳固一些吧。

靠背支撑纤维板比较薄,不到一公分。它也叫背板或者遮板,背板对沙发非常重要,上期林氏木业沙发不稳,会摇晃就是因为缺少背板的原因。

沙发使用背板可以极大的提高产品的一个稳定性,当然这个也是成本的投入。

中间的支撑结构用的是刨花板;侧面用的也是复合板+刨花板。

5、底部框架

沙发用的蛇形弹簧,一共15列,密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上面没有用纸包钢丝做固定。

据行业内人士介绍,纸包钢丝在沙发架构中作用比较大,它可以转移沙发坐力,使整个沙发均匀受力,这部分可以不用松紧带,但一定要用纸包钢丝,针对这种只有弹簧没有钢丝的还是非常奇怪的。

蛇形弹簧两侧用的是弹簧卡,这种结构有助于弹簧拉伸,在模块化生产中比较重要。

行业内人士的说法是使用这种弹簧卡的厂家很少,因为渠道少买不到,而且弹簧卡和木料关系很大,因为二者的固定尺寸是1:1的,非常标准才能产生拉力。

蛇形弹簧上面是一块无纺布,比较薄。底部本身没有纸包钢丝,再加上无纺布比较薄,沙发确实塌陷风险较大,尤其在一个地方经常受力,更容易变形。

但有个好处就是沙发弹性区间大,坐着较软,相对来说更舒服一点。

在框架中间有两个大梁,用以支撑整个沙发,使其不易变形。两边用的是3公分的木质框架和刨花板。

售后服务

关于宜家售后,不少网友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异地购买宜家大件家居,出现问题了,该怎么解决?

今天,力哥也给客服打了电话,帮大家咨询了一下。客服的意思是,如果是质量问题,当地原商场如果能覆盖到,还是以原商场上门处理为主。就是找人上门收货做售后处理,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

但有的地方也覆盖不到,这种情况就需要协商了,你东西有问题了可以选择把东西寄送回来,不过,大件的家居,中间的运费差不多四五百吧,相对来说还算好解决。

还有一种就比较难解决了,就是自提自装。因为中间出现问题,无法判断是人为的,还是产品本身质量就有问题。这个是需要大家提前了解清楚的地方。

 

 

为什么“蝶贝蕾”传销组织始终难以根除?

全文5934字,阅读约需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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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人去楼空,联合执法人员正在现场查看。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蝶贝蕾”不是中国第一个传销组织。此前,依托美国传统奖金分配的“五级三阶制”,传销由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再北上中国大陆,一路攻城略地。

上世纪90年代,鞍山工人杨玉勇加入一家名为“武汉新田”的传销公司,并逐渐显露“领导才能”。

持续打击下,杨玉勇的团队发生裂变:一部分以虚拟公司名义活动,另一部分则依托实体企业,利用其品牌组建传销网络。

2006年,杨玉勇在山东淄博被批捕,从此退出江湖。

他身后,多个传销网络野蛮生长,其中一家名为“蝶贝蕾”,尤为猖獗。这一名称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裂变,是“蝶贝蕾”发展壮大的关键词。反传人士介绍,该组织在全国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发展至今,已与创始人没有直接联系。

▲新京报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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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脱胎于传销组织“武汉新田”

“蝶贝蕾”的起源,与另一资格更老的传销组织“武汉新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传销人士李旭介绍,其创始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派传销鼻祖”杨玉勇。

在反传销人士邹凌波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末,传销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传销”一词也没有负面意味,“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从国外传进来的先进的销售模式。”

那时,传销活动不像今天东躲西藏,而是以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形式存在。邹凌波回忆,其用作“壳”的产品类型不断增多,由单一的摇摆机(一种器械),发展到西服、床垫、保健品等。

全民传销浪潮中,“武汉新田”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家,杨玉勇则是该组织的骨干。

李旭介绍,武汉新田脱胎于台湾兴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世纪90年代,该公司用于传销的“爽安康有氧健康摇摆机”,曾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

“一台摇摆机售价几千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字。很多受骗者是普通工人、农民,被骗得负债累累,甚至家破人亡”。邹凌波说,随着传销在中国大陆的蔓延,其本质逐渐显露,因此出台法律进行遏制被提上日程。

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严厉查禁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

为规避风险,台湾兴田通过代理公司改变营运模式,在同时代其他传销公司相继停业破产时,其转入“地下”,以批发零售的形式蓄力。其中的佼佼者,即武汉新田公司。

李旭介绍,杨玉勇是辽宁鞍山人,当时为武汉新田东北系统“领导”。随着政府打击力度加大,传销由地上转入地下,由公开大规模授课、宣传,转为“老鼠会”形式,即现在常见的家庭式、小课堂授课模式。

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打传办警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武汉新田保健品有限公司”旗号,以帮助找工作或做生意等名义,将不明真相的群众骗往异地,诱使或胁迫他们参与变相传销诈骗活动。“提请广大群众提高辨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公司遭打击后,杨玉勇曾带领团队加盟直销公司,试图漂白,但终因不能适应正规公司的发展思路被迫退出。

昨日,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从天狮集团证实,2002年11月,杨玉勇带领团队加入天狮,成立阳光系统。但其团队“不能适应正规直销公司的发展思路,也不想按照天狮的要求做市场”。

阳光系统下属团队很快放弃天狮,继续进行传销活动,部分则“打着天狮的牌子、拿着天狮的产品来运作传销”。

公开资料显示,公安部2006年打击传销犯罪的“鲁剑”行动中,杨玉勇被山东淄博市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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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

蝶贝蕾公司与“蝶贝蕾”组织

出走天狮后,杨玉勇团队骨干大部分另起炉灶。李旭介绍,有的虚构一个公司,有的干脆冒用正规公司名义,组建非法传销网络,继续从事传销活动。

“蝶贝蕾”组织就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在随后发展壮大,直至蔓延全国。

而作为一家化工企业,总部位于广州的“蝶贝蕾”公司,则一直在努力撇清与传销组织的关系。

▲“蝶贝蕾”公司在《广州日报》刊登声明称与传销组织无关。

李冬敏是广州蝶贝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说,公司多年来备受冒名困扰。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蝶贝蕾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9日,属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妆品制造及销售等。

李冬敏介绍,公司名称“蝶贝蕾”一词,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在李冬敏记忆里,2006年起,公司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询问其与一家名为“蝶贝蕾”的组织关系。甚至有人专门来公司参观,才表示相信公司“与传销组织没有关系”。

2006年,央视播出节目《疯狂蝶贝蕾,直击全国最大传销团伙》。李冬敏向当地工商、公安机关报案,并以公司名义多次发表声明,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经调查后,做出“与传销无关”的结论。

今年8月4日,白云区市场和质监局对蝶贝蕾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结果显示,“暂未发现该公司参与传销或为传销提供货源的证据”。

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也从白云区区委宣传部证实,蝶贝蕾公司与传销组织并无关系。

李冬敏表示,不清楚传销组织为何会冒用公司名称,但多年以来已对企业声誉造成损害。

等“蝶贝蕾”传销案件破获后,他将委托律师对传销人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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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挫

认购份额模式学生深陷其中 警方打击多年

实际上,“蝶贝蕾”的传销形式还是以传统的“认购份额”为主。一路发展的“蝶贝蕾”,并非从未受到打击。实际上,警方的打击行动十余年来从未断绝。包括广东、山东、天津等在内的多地警方都曾对传销组织“蝶贝蕾”进行打击。

2006年3月,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蝶贝蕾”的行动进行。山东《齐鲁晚报》报道,“蝶贝蕾”涉及全国60万人、20个省份,涉案金额达20亿元,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A级头目就有1000多名,是彼时全国破获的案值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

值得注意的是,揭开这一“大案”盖子的,同样与一名大学生相关。

武淑红时任山东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对11年前的这起案件记忆犹新。她回忆,2006年3月1日,青岛一所大学的学生,被疑似传销组织的成员骗至聊城。警方调查显示,这名学生的“上线”,是传销网络中的B级人物。

“警方查获两台电脑,还有这名B级人物的业绩单,根据这些信息,连续打掉3个窝点。”武淑红说。

对起获电脑进行破解后,聊城警方有了“意外收获”:这一传销团伙,实际是个特大网络,范围涉及全国,而用于传销的产品,即为“蝶贝蕾”化妆品。

2006年3月25日,在河北警方配合下,东昌府公安分局经侦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在石家庄将上述传销网络两名A级头目抓获。在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两个传销网络内部文件夹。

这些文件,无异于“蝶贝蕾”的通讯录。在对资料进行梳理后,警方辗转多个省份,并顺源摸至吉林省。

媒体报道,警方发现的数据库,包含326336名传销人员的体系表及业绩单,其中A级头目近400名,总涉案价值十余亿元。截至当年9月13日,警方共抓获A级头目31名、B级头目19名、C级头目62名。

今年6月至7月,静海警方打击多个“蝶贝蕾”团伙,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拘。警方通报,这一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参与者达7000余人。其中,在静海及周边地区发展传销人员达1600余人。

“这些涉传销人员,主要是在校生和社会待业人员。”武淑红说。

▲图片来自网络

在邹凌波看来,打击“蝶贝蕾”的难度在于,其在全国各地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往往某地一个蝶贝蕾组织遭打击后,部分骨干分子转战他地,继续生根发芽直至壮大;或者一个组织内有骨干主动出去自立山头,发展壮大后与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

李旭也表示,“蝶贝蕾”发展至今天,与创始人已无多大联系,“要想根除难度很大”。

最新进展静海每天出动6000余人打击传销

8月6日,静海区组织开展打击传销的“凌晨行动”。新京报记者从静海区委宣传部获悉,截至昨日17时,静海区平均每天出动执法人员6000余人,累计排查出租房屋6557处,排查其他点位2997处,断水断电11处,张贴标语1281幅,入户宣传19900户,发放宣传材料13000份,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清理了一些传销人员。

昨日上午,天津警方、静海区打传办联合多部门,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新京报记者跟随其中一组执法人员在王家楼村清理两处传销窝点,现场已空无一人。窝点内遗留的资料中,有个人简介、课堂笔记。新京报记者翻阅25份个人简介发现,其中有9份成员的学历显示为“大专”和“本科”。

传销窝点管理规定:领导的袜子每天洗

昨日上午,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片寂静,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剩下的多为一些老人妇孺。

上午9时,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乘坐多辆警车进入了这个村子。

打传队员在村民的帮助下,用木梯攀爬进院墙,踏进屋子,迎面扑来的酸臭味让静海公安分局特警支队的现场负责人岳海鼻子一阵难受。

这是一间普通的一厅两室民宅,内部人去楼空。屋子旁的几张桌子上,散乱摆放着不少学生的毕业证、职业技能证书、求职简历。

数十张手写的个人资料中,不少成员学历一栏为“本科”、“大专”,记者翻阅前25张中,有9张的学历显示为“大专”或本科,年龄则在21-24岁之间。

屋子还能看到散落的传销人员听课笔记和扑克牌,随手翻开几页,上面用黑色的碳素笔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致富心得”。

墙上还贴有一些规矩,如:下午领导来时,主动上前握手、打水、擦手;领导在家时,屋里的水半个小时换一次;进出门必须说各位老板辛苦了;领导的袜子、鞋子必须每天洗刷,车每天擦;领导的洗漱用品、衣服等必须全部认识;不可越级。

考勤记录显示,5月份,签到人数共有23人。在近3月的考勤记录表中,刘浩玉、余智庭、石友军、王尧四人的名字一栏备注为“死”,此后再无他们的签到信息。新京报记者采访当地传销窝点中的多名成员,对于“死”的意思,他们表示也不清楚。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大门紧闭,联合执法人员爬梯子翻墙去开门。

传销笔记写“要成功先发疯”等语句

传销窝点中一个笔记本里,分章节记录了部分课程内容。记者观察发现,每一次笔记的第一段,均会写“今天行业是个100%成功的行业,50%做人,50%赚钱。你的改变有多大,你的网络就有多大、每天进步百分之一,100天就是一个成功者”。

课程内容包含“如何邀约”(带人进来)、“自身的态度”等内容。“如何邀约”一栏的笔记显示,有时间,有野心,做生意失败,赔了本想翻身,但不主动出力的人,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才不遇的人均在可邀约之列。网上在逃犯、公务员、家中的顶梁柱、年龄大于27岁的则在不可邀约之列。

多本传销窝点的笔记中,有“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等字眼。

讲述村民和传销组织共生的十年

没有村民具体说得上来村里到底有多少传销人员。但这座距离静海区政府直线距离不足6公里的小村庄,实际上早在约10年前,就有传销组织的窝点存在。

静海警方逐年的围堵清缴过程中,蜗居民宅内的传销组织与警方之间展开了互相拉锯的过程。在这其中,村民与传销组织之间则一直保持着一种精神默契,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王家楼村一付姓村民告诉记者,平日里这间民房进出的多为青年人,由于早起晚归,进出人数很多,附近的邻居都不知道屋子里具体有多少人。

禁闭的大门断绝了村民和传销人员的交流,几年前屋里还能传出鼓掌呐喊和口号声,近几年新的一伙人已经摒弃了这一思路,不论白天还是夜间都一律沉默,只有列队行色匆匆路过村道旁时,互相之间有几声低声的交流。

涉事民宅对门一位老妇人回忆,自己和对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而双方唯一发生冲突的一次,是有传销人员来她家地里拔菜,“感觉这些人吃得不好。”

让她记忆深刻的两件事,一件是经常有家属哭哭啼啼地来村子里找人,但大多数空手而归;另一件事是有不少面孔,在被警方带走之后,又出现在村里。

实际上,涉事的民宅产权并非传销组织所有,伴随村里更多人搬走进城,不少村民也愿意“废屋利用”,将房屋租赁给别人,几经转手,最后落入传销组织手中。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年男性村民说,警方好几年前就开始针对此类民宅进行过打击,抓人时“光着脚的青年满地跑”,跑走以后,没过多久又会卷土重来,出于畏惧举报后被报复,“惹不起还躲不起”的心态成为了更多村民的考量,日子在沉默中过去,形成了一种互相不愿捅破的平衡。

对话传销人员 “他们都说挺挣钱,但自己没挣过钱”

截至目前,静海方面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昨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名,马山(化名),山西大同人,20岁,西安交通工程学院大二学生,今年6月份进入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另一名叫王奎(化名),22岁,河南人,去年底进入蝶贝蕾传销组织。这两个人都表示,原先以为在里面赚钱挺容易,但是进去后发现没赚到什么钱。

“最初只有四五个人,第二天有十三四人”

新京报:谁把你叫进来的?

马山:我一个高中朋友。我大二之后,面临实习的问题,我就跟我那朋友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今年6月底,他说帮我在天津找到了,我就过去了。

新京报:当时他怎么说的?他没说带你干什么吗?

马山:也没说啥,我也没问,我这个人心比较大,因为是朋友嘛,我也没太在意。

新京报:组织里有多少人?

马山:刚开始四五个人,后来第二天就增加到十三四个人。

新京报:你有没有怀疑是传销?

马山:怀疑倒没有,因为初中那会儿住的环境也挺差,农村出来的孩子,不在乎这种。

新京报:能挣到钱吗?

马山:我来得晚不清楚,他们都说挺挣钱的,但自己没挣过钱。

“至今已经交了三万块钱”

新京报:进传销组织多久?

王奎:8个月了。之前,一个网友说帮我找工作,带我去宿舍,然后就来到这里。

新京报:每天干些什么?

王奎:早上起来就是开始玩牌,然后吃饭,吃完就讲课、学东西,还要教新来的,和他们贯通贯通思想。下午就玩玩,晚上再开课,差不多十点睡觉。

新京报:交钱了吗?

王奎:交了3万多。第一回交了两千九,后来又陆陆续续交了差不多三万块。

新京报:为什么交了那么多?

王奎:当时被忽悠了,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这么说,人说白了就是一个盲从心理。

新京报:钱从哪里来的?

王奎:向家里面要的,说开烧烤摊。

新京报:什么时候发现不能赚钱的?

王奎:干了一段时间吧。感觉可能回不来了。太难了,赚不到钱,得不到什么东西。其实,月初那个时候我就想走。跟一个寝室的领导说了,他说月中再让我走。

新京报:最长在这里待过多久?

王奎:我见过最长的,六七个月吧,但其他的也有两年多的。

新京报记者 卢通 王煜 赵凯迪 林斐然 实习生 郑苗 赵今朝 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值班编辑:张一对儿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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