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满江红》火了，同时将岳飞以及《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送上了热搜头条。有很多网友称人民教育出版社把岳飞的《满江红》给删了，并用秋瑾的《满江红》代替。
对此，知名教育作家、全国百强名校语文教师吴小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国通用的中学语文教材从未选编过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或许有少数地方版本教材选用，但使用范围和时间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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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幕府时代落下帷幕，明治维新活动爆发，起到了直接推动了日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西化的成功的作用。
(李)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下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一切要从2007年的春天说起。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文化：兴办大学，促进了文化发展，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幕府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斗争方式：与封建主谈判，或以金钱赎买，或武装暴动。
1．日本：646年，“大化改新”，模仿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日本进入封建社会。
历史意义：①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遭遇的两次挫折、挽救措施及教训
②封建领主在各自的领地内独立行使权力，政治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裂割据局面。
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上封君封臣制度；经济上是封建庄园与农奴制度；文化上，受基督教控制和束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工作之余，我有大把的休闲时光可供挥霍。
伊安·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 [149]就像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新大陆游记》或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V.S.Naipaul）的一些游历作品一样，此书可称为“政治游记”（political travelogue）。梁启超是第一次到他不熟悉的欧美去进行考察，他带着中国问题去寻找对强国智民有用的经验，这个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然而，布鲁玛却不是这样，无论是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学习、工作，还是在德国游历，他起初并没有“研究战争”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后来才渐渐形成的。《罪孽的报应》便是他的研究结果。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二次大战本身的书，而是关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罪孽的重负，悔罪是德国人与罪孽相伴而生的方式；另一个则是以不悔罪和抵赖来躲避罪孽的报应，但抵赖同样也是一种随时感受到罪孽重负，抵赖成为日本人与罪孽相伴而生的方式。
一、战争与国家罪孽
可以从四个不同程度上都与政治有关的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这四个方面都涉及战后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和国家认同。它们分别是：一、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二、民族主义的影响；三、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四、天皇制度不同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这四个方面都特别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应该在日本不悔罪这个事实中看到的，不是文化特殊性的限制，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悔悟。
二、差别的宪政与政治成熟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但是，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做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自卫队。
三、浪漫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
战后德国和日本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日本无法像德国那样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政共同体的认同。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自认为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的德国人则反而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日本人没有做到，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这标志着日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同时也是政治上不能成熟的必然后果。
四、“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有。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害他们的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然而，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但却又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与日本保守派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是因为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五、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布鲁玛敏锐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他写道，“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为何成了战后反战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也就是说，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用历史学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国家的罪过》中的话来说——“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急迫心，来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过，承认罪过可以让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净，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无论是其一还是其二，道歉都表达了一种因造成他人伤害而背负罪孽重负的痛苦，以及对受害人的同理心（empathy，即换位思考）” [150]。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须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对未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家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