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预备女队员:像被抛弃一样 酸酸的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看见了,却不得不止步相望。

  这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坚韧的训练,他们与1.2万名受阅官兵一样,在2个多月中,做到了正步行进200米、齐步行进1000米动作不变形;车辆等速行进正负误差不超0.3秒,机群米秒不差。

  这或许是世界上最刚毅的挺立,他们能在烈日下任由汗水肆意流淌,保持2小时的站立不动,在50摄氏度高温的驾驶舱内,依然挺直脊背,稳如磐石。

  这或许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背影,一道无形的阅兵线,让数百名官兵只能将英姿飒爽的身影定格在训练场,让他们只能像千千万万的普通观众一样默默注视战友们昂首走过。

  虽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

  因为在他们的信息中注明着两个特殊的字——“预备”。

  成为预备是“突发事件”

  “感觉自己像被抛弃了一样,酸酸的。”三军仪仗队空军女预备队员季伟红说。第一次合练中,季伟红只能看着战友齐步前行。当战友们的背影渐渐变得模糊,她的心中是止不住的失落。

  季伟红记得,几个月前,当她听到队长程诚对自己说,“你准备准备,去参加阅兵吧”,本能得回答了两个“是”后,瞬时感到有种“整个人飘起来的感觉”。

  后勤保障方队预备车驾驶员崔建民也曾奇思妙想过,“希望自己有分身术,一个我驾着车威风地从驶过,另一个我站在电视机前,指着荧屏里的自己向旁人炫耀‘看,那就是我’”。

  与季伟红不同的是,崔建民曾是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的预备驾驶员。当再次成为“预备”时,他说,“比09年更坦然一些了”;当再次面对战友合练时,他说“比09年更平静一些了”,当再次把手中的车钥匙交给战友时,他说,“比09年递的更快一些了”。

  然后,崔建民独自在车厢待了一上午,“其实那一刻真的很无奈,想躲开所有人。”

  一位刚成为“预备”不久的战士,年仅19岁的他语气中还透着一股稚嫩,“可以不要写我的名字吗?我好好练还有可能上的,这是个突发事件”。心情还没有从此次“突发事件”平复下来的他解释到。

  不肯放弃“最后的努力”

  “即使预备,也要做‘黄金预备’。”季伟红告诉自己,只有训练好,才能在有需要的时候顶上去。

  身高1.75米的季伟红是方队中的“小个子”,这让她队列训练中了“麻烦”。

  为了行进时排面的整齐,每一列中队员间的胳膊要相互顶住,两人的衣扣线间距要65公分。

  由于身高、体型差异,胳膊撑开的角度不一。男队员夹紧臂肘相互顶住即可,而身材相对瘦小的女队员则需要将胳膊架开,才能达到65公分的要求。

  胳膊撑的越开,手肘力量越小,“要更加使劲才能保持身体的稳定”,这意味着季伟红需要在体力上付出更多。

  如果说季伟红靠的是“蛮力”,崔建民靠的则是“巧劲”。

  阅兵要求车辆方队速度为100米/36秒,前后误差不超过0.15秒,“这跟平时开车一脚油门下去不一样。”崔建民说,“需要将脚保持弓形,借大脚趾的力量,轻轻点油门来控制速度。”

  为了让训练时间多一些,崔建民会在睡觉时,把床沿想象成油门,将脚弯成弓形保持不动,大脚趾放在床沿上轻按,来力度与稳定性。“一开始只能一两分钟,现在可以10分钟脚不动了”。

  对于像于双龙这样的预备飞行员来说,则需要“一专多能”。

  正式队员由于固定,只需要掌握特定技术,而预备飞行员无法知晓将来自己要“备”在哪个上,这要求于双龙必须练熟编队所有飞机的、线。

  “预备,不意味着和正式队员有差异。”三军仪仗队总教练韩捷说,“他们能在有需要的时候顶上去。”

  不上场也是成功

  “我有这个能力”,于双龙说。

  对于预备队员来说,他们必须具备在任何时刻、任何都顶得上去的能力。

  “但最好我别上”。因为于双龙知道,他的上场就意味着有特殊情况发生。

  崔建民是不愿意见到特殊情况发生的。因为他知道,这样的特殊情况“或许意味着我们方队任务会面临失败的,也会给后续方队造成麻烦。”崔建民说他很纠结,受阅是他的梦想,却又不希望阅兵当天以“预备”的形式上场。

  对于个人来说,走过是一种荣誉;对于整个受阅方队来说,没有临时替换预备队员上场的情况,才意味着任务的完成。

  “如今已经不想回去了”,徒步方队预备队员孙英男说。

  孙英男知道,如果自己成为正式队员,就意味着另一名战友要下来,“他又要经历一次痛苦,万一性格内向,会比我更难过的”。

  现在,孙英男是享受预备队员身份的。

  每次合练时,他都会帮排面的每名战友整理服装、帽子、弹夹,“他们自己看不到,我在一旁能看到”,每当听到战友们那声“谢谢,男哥”的时候,孙英男心里是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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